醫學是旨在保護和加強人類健康、預防和治療疾病的科學知識體系和實踐活動。集醫、教、研、管爲一體的一流醫學院校是一流醫學學科建設的主陣地，在培養一流醫學人才、推進重大原創性醫學研究、提供頂尖的醫療服務等方面引領世界。一流醫學學科建設在各國高等學校學科建設中具有重要地位。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017年，爲提升我國教育發展水平、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奠定長遠發展基礎，教育部等部門聯合頒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施辦法（暫行）》，標志著我國一流大學與一流學科建設踏上新征程。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中，醫學學科進一步凸顯了其在保證國家繁榮發展、人民生命安全等方面的重要地位與責任使命。建設世界一流的醫學學科不僅能爲構建高等教育強國提供有力支撐，也能爲順利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保駕護航。
1949年以来，我国医学学科建设不断进取，已取得显著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高等医学院校由39所增加到107所，其中独立建制的医学院校有102所，逐步改善了医学教育办学层次偏低、学制混乱、地区分布不均衡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国陆续启动“211工程”和“985工程”，在15所高校建设34个医学重點學科。到2019年，全国设立医学教育的高等医 学院校有900余所、硕士授予单位有近250个、博士授予单位有90余个，在校医学研究生达29万多人，年招生数量达10万多人，构建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医学教育体系。在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有30所设立了医学院（部），另有3所正在筹建医学院（部），根据《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和《“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可知，其中8所一流大学高校承担了全国59.5%的一流医学学科建设任务，在42个一流医学学科（含自定）中占25个（见表1），一流综合性大学在我国医学学科建设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對標世界一流醫學學科發展水平，我國醫學發展質量亟待提升。據有關排名結果可知，美國醫學學科發展水平居世界前列，前15名高校中美國高校占53.3%，多達35所美國高校進入前100名。與之相比，中國醫學學科發展明顯落後，前15名中沒有中國高校，前100名的高校占比很少，醫學學科總體發展水平距世界一流存在較大差距。
本文在美国医学教育联络委员会（The Liaison Committee on Medical Education, LCME）认可的125所医学院中，选取排名靠前的5所医学院作为参照系，分别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戴维格芬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密歇根大学医学院（见表2），通过对资源有效供给、多元合作机制、科研转化体制、信息技术融合等4个医学建设重点关注领域进行比较，分析我国医学学科建设的短板，并对进一步加强我国一流医学学科建设的路径提出建议。
5所醫學院的研究實力和醫療服務水平世界領先，他們衆多的研究部門和醫療保健機構致力于通過更好的教育、研究、患者護理及公共服務來改善健康（見表2）。
二、 我国医学学科建设的短板：基于中美比较的视角
（一） 资源有效供给
Seashore和Yuchtman認爲組織是否有效取決于其獲取所需資源的程度。Pfeffer和Salantik提出的資源依賴理論指出組織作爲一個開放系統必須獲得資源，並經過一些轉換後將生産的産品和服務提供給廣義的顧客，而後顧客提供資金使得組織可以獲得更多的輸入，繼續周期循環。有形資源是高等學校存在與發展所必需的，沒有有形資源，高等學校就缺乏存在與發展的物質基礎，教育無形資源的價值就不可能實現。組織經濟學認爲財力應該是最基礎的構成，物力資源實際上也是財力資源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以教師爲主體的人力資源是學校建設發展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資源。
在資源投入方面，我國醫學院科研資金投入總量與美國相比差距較大。以中美各三所一流醫學院爲例（見表3），我國醫學院的科研資助金額普遍低于美國醫學院且差額較大。例如，華盛頓大學醫學院2016年獲得的科研經費是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2015年的數倍。北京協和醫學院2001—2005年累計5年獲得的科研項目資助不及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院2018年1年研究經費。
美國醫學院的資金供給多元化，醫療中心貢獻突出。以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院爲例，2018年學校除了各級政府撥款（12.61%）外，接收私人捐贈（6.57%）、基金會捐贈（5.38%）、當地捐贈（2.94%）的資金多達9.85億美元，醫療中心更爲院校提供巨額運轉資金（65.37%），2018年創收高達43.3億美元，此外還有企業協助、其他臨床與教育活動收入等諸多資金來源。我國醫學院的資金供給主要以政府財政撥款爲主、事業收入爲輔，經營收入和其他收入較爲薄弱。以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爲例，2019年醫學院共計收入17.49億元，其中政府財政撥款爲8.16億元（46.68%），事業收入爲7.17億元（40.99%），其他收入爲2.13億元(12.18%)，經營收入爲0.03億元（0.15%）。
美国医学院拥有先进的基础设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医学研究核心设施（The Biomedical Research Core Facilities, BRCF）为研究人员提供最先进的仪器、资源和专业知识，能够支持他们在科学领域进行新的研究、开发新的技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临床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Clinical Research, CCR）每年可支持数百个临床试验，拥有最先进的设施（State-of-the-art facilities），设施配备齐全，支持临床研究的全过程。我国受制于医学经费投入相对偏少，医学院高端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非典”（SARS）以来，我国先后建立了近30个P3实验室，但布局在医学院的数量稀少，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医学院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能力。
美国医学院十分重视教师的国际影响力与可持续发展。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师队伍中都拥有若干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国医学院的師資隊伍中缺乏世界顶尖的学术带头人。此外，5所美国医学院均设有专门的教师培育体系，提供增强医学教育技能的课程培训、颁发多种类别的奖项和证书、组织专项卓越教师联盟、定期进行评估和反馈、提供前瞻有效的职业规划设计等（见表4），教师发展服务系统趋于成熟。我国医学院教师发展途径比较单一，教师发展体系建设滞缓，如我国很多一流医学院未能及时成立专业有效的教师培训中心，教师发展多依赖学校的整体培训等。
（二） 多元合作机制
医学学科建设的多元合作机制指在人才培養、医学研究、社会服务方面实现跨学科、跨地域、跨组织的协作，是医学发展的重要路径。
华盛顿大学通过跨州医学教育计划WWAMI培养初级卫生保健医师，该计划有效利用华盛顿州、怀俄明州、阿拉斯加州、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的教育资源进行联合医学人才培養。医学院被US.NEWS评为初级保健教育单位，负责家庭医学和农村医学培训的顶级医学院离不开WWAMI计划的实施。同时，美国医学教育注重跨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例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的综合科学课程（Integrated Scientific Curriculum, ISC），“整合了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科学，涵盖健康和疾病的概念、知识，在人体器官系统的背景下教授，综合科学课程的设计为临床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基础”。我国医学院人才培養主要依托自身及其附属医院体系，区域联合整合资源培养人才的制度建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此外，尽管我国已有部分医学院率先探索跨学科课程综合改革，但整体上医学教育跨学科综合改革起步较晚，体系尚不完善。
美国医学研究倡导跨学科、跨地域、跨组织协同创新。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戴维格芬医学院在确定六个统一的研究主题的背景下，成立包含33个新实验室的跨学科合作空间——南塔研究空间（South Tower Research Space）。南塔研究空间中科学家组成的跨学科团体致力于不同的系统，但他们都着力解决类似的健康问题，因此整个空间互相交流思想、回答彼此问题、共享资源设备。正如医学博士米特尔曼（Steven D. Mittelman）所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卓越研究人员致力于攻克各自领域难题，当他需要一个合作伙伴时，在南塔至少可以找到十个领域的专家，南塔中的跨学科合作有效推动了科研成果转化”。此外，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与工商业界、私人和公共组织、学术机构以及社区的研究合作关系，不仅开拓了医学院的发展视野，也为其带来了宝贵的知识和资源，其中该医学院的国际合作尤为突出，依托学校全球健康科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Global Health Sciences, IGHS），成功创建与190多个国家的学术组织、行政机构、尖端企业等的伙伴关系。作为世界著名的医学类研究型大学，其成功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合作文化。我国医学院科室壁垒固化严重，各系科之间“各自为政”，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想的活跃碰撞、资源的充分共享、应用的有效集成。同时，我国医学院国际科研合作虽不断进步，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已与25个国家和地区的70所大学及科研机构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北京大学医学部与100多所海外高校和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有40余所为北京大学医学部战略合作伙伴，但大部分医学院国际合作网络中的科研机构或大学不足50所。
美國醫學社會服務合作紮根本土，輻射國際。社會服務本土合作方式主要爲社區參與。社區參與意味著與社區的利益相關者發展夥伴關系，了解社區的需求和特點，並使研究更容易爲社區理解和接受，社區參與的目的是充當研究人員與社區之間的橋梁，以協作解決社區最緊要的健康挑戰。美國醫學院通過制訂豐富的社區參與計劃、成立社區參與服務機構與咨詢委員會、提供社區研究專家與資金技術支持等多種途徑加強社區合作（見表5）。我國醫學院與地方政府部門、衛生醫療機構、社區等協作解決醫學難題的能力有待加強，尤其是下沈服務社區的工作尚未得到充分重視。
（三） 科研转化机制
醫學院通過科研轉化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彰顯自身價值，樹立學科品牌，推動學科進入良性發展模式。醫學科研轉化的主要途徑包括臨床試驗與轉化研究、創新創業活動、産學研協同創新等。
美国一流医学院注重临床试验与转化研究。临床试验旨在测试一种新疗法或新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科學研究从工作台到病床的关键步骤。美国医学院每年参与大量的临床实验，在全方位的服务体系与高效的管理系统支撑下，通过医疗体系与研究中心的彼此协调，积极发现治疗疾病的新技术和新方法（见表6）。中国临床研究效率与国际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存在差距和不足。蒋立新等发表于《柳叶刀》的研究表明，若以每百万人均研究数目计算，中国临床注册研究低于南非、日本、巴西、俄罗斯等国。
美國一流醫學院完善的創業協助體系和管理制度催生了多家創業公司。美國是世界上較早開展創業教育的國家，高校的創業教育經曆了早期的創業課程建設、20世紀七八十年代注重培養學生創業實踐能力、20世紀80年代以後注重培養學生的創業意識和企業家精神的發展曆程。醫學院也不曾忽視創新創業。例如，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院研究人員與技術管理辦公室、戰略聯盟辦公室、創業中心等機構之間的高質量科學、企業家文化以及戰略合作關系的強大結合，取得驕人的商業成功，主要服務包括提供企業領導教授的創業課程培訓、評估和發展新想法，制定商業化和知識産權（IP）計劃，進行市場研究、資金籌集、商業化合作夥伴匹配等。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研究催生了超過185家創業公司，這些公司助力學校成爲灣區首要的生物技術中心。
与美国相比，我国的创业教育还存在一定差距。尽管近年来在建设创业教育示范基地、明确创业教育目标要求、健全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优化创业教育師資隊伍、全面实施高校弹性学制、组织创业教育项目活动、改革创业人才培養模式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创业课程设置缺乏实践性和系统性，创新创业保障机制滞后，无法提供有效的指导、资金、技术和人才等。
（四） 信息技术融合
醫學人工智能在提升醫療服務效能、創新醫療服務模式、優化科研溝通機制、共享信息資源、加強內部控制、助力疫情防控等方面大有裨益。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爲例，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一方面在提升疫情防控效率、構建疫情態勢感知能力、支撐防控資源調度和促進防疫工作信息公開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如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系統科學與工程中心（CSSE）開發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信息地圖，在該校醫學院同時轉發，成爲全世界追蹤疫情的重要數據來源；另一方面，也爲遠程問診、複診送藥、遠程治療提供了極大支持，如四川大學華西醫院放射科、信息中心利用5G雙千兆+遠程CT掃描助手，爲四川省甘孜州3例新冠肺炎患者進行了遠程CT掃描，將有效的醫療手段應用于新冠肺炎檢查。加強醫學人工智能建設，促進醫工交叉學科創新，成爲後疫情時代醫學賦能的原動力。
美国医学院基于智慧科技的研究管理表现突出。以密歇根大学为例，密歇根大学的信息化建设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起着标杆示范作用，如其打破组织机构界线，培育了一个全校范围内独立的IT共同体，通过合作伙伴关系提供 IT服务和解决方案。医学院发展亦与高端科技良性交织。密歇根大学数据办公室和研究数据库两单位合作开发“直接数据”（Data Direct），实现研究人员对患者数据的安全访问，包括400多万名独特患者的诊断、治疗、药物等临床数据。密歇根研究专家数据库提供密歇根大学5000多名教职员工的研究代表作与擅长领域，使用该数据库可以找到具有特定专业领域的研究人员进行协作或指导。此外，密歇根大学医学院提供免费的计算服务和数据存储的研究计算包（Research Computing Package, RCP），以及设备管理功能的HITS托管计算服务等，均推动密歇根大学医学院运作的便捷化与高效能。
我國醫學人工智能的發展既面臨著難得的曆史機遇，也面臨著一定挑戰。一方面，醫工融合發展備受重視。上海交通大學舉辦“醫學人工智能創新發展高峰論壇”共同探討國內外在醫學人工智能領域面臨的重大問題，推動人工智能更好地造福醫學和健康事業。四川大學將醫工融合視爲學校發展的新動能，是讓華西品牌更加響亮的關鍵舉措。另一方面，我國醫學人工智能發展存在諸多困局。以我國醫院信息化建設爲例，目前我國醫院信息化應用發展的主要矛盾是患者服務、醫療業務、醫院治理不斷增長的需要與醫院信息化標准化建設水平和規範化應用能力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醫院信息化應用發展面臨的新難題日益凸顯，一是醫院信息系統數量快速增加，系統之間接口數量與日俱增；二是醫院信息系統的數據技術標准不統一，數據接口成本偏高；三是醫院數據量越來越大，需要規範數據管理和強化數據分析等。
三、啓示與展望：對我國一流醫學學科發展的建議
醫學是全球高度聚焦的學科，是人才、資源和社會期待高度彙聚的學科。在我國“雙一流”建設的學科體系中，醫學版塊的國際競爭最爲激烈。加快推進我國一流醫學學科建設，更好保障人民健康和國家安全，需要科學的理念指導和有力的舉措支持。基于中美醫學學科建設的比較分析，本文對強化我國一流醫學學科建設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加大医学学科资源配置力度，构建多元筹资与医院反哺机制。基于医学学科建设投入高、周期长、环节多等特点，建议加强一流医学院资源配置模式改革，加大资源投入力度，建立医学院多元筹资机制，完善政府、社会、高校相结合的共建机制，形成多元投入、合力支持的格局。建立附属医院资源反哺学科建设的相关机制，强化附属医院支持卓越医学创新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支持政策。精准引进活跃于国际学术前沿的顶尖学科带头人，建立健全青年人才蓬勃生长的机制，以教师可持续发展为核心，打造育、引、留一体化的医学院专任教师发展服务体系与制度安排。
二是拓展深化合作網絡，優化醫學協作機制。結合醫學院辦學條件與現實需求，合理構建跨區域聯合辦學的教育體制。推進醫學課程改革，基于問題導向，科學設計多學科交叉融合的課程體系，尤其是科學整合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知識體系，實現二者的深度貫通，避免簡單“拼盤”。重視科室協作，打破科室壁壘，創造不同研究方向專家互相交流的制度體系和自由環境。加快産學研協同創新，深化産學研合作層次，完善合作配套服務體系，推進研發和産業化鏈條有機銜接。加強區域合作，主動與地方政府及醫療機構等社區利益相關者通過多種方式協作攻關醫學難題。建構更加廣泛的國際科研協作網絡，強化與國外高水平大學、頂尖科研機構的實質性學術交流與科研合作，建立國際合作聯合實驗室、研究中心等。
三是加強轉化服務意識，構建高效成果轉化體系。圍繞生命健康、臨床診療、生物安全、藥物創新、疫苗攻關等領域，重點建設一批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水平的醫藥基礎研究創新基地和成果轉化基地。通過政策傾斜與制度優化保證臨床試驗與轉化研究的高效運行，進一步加大對臨床與轉化研究的資金設備支持力度，加快構建健全合理的臨床試驗與轉化研究的服務體系，快速提升我國臨床研究與轉化效益。重視創業教育與服務，完善校企協同育人體制機制，增強創業教育課程實踐性，結合整體教學強化創業教育課程系統性，構建多功能一體化的創業服務保障體系，成立包括觀點設計、資金籌集、培訓指導、企業聯系、可行性分析等全方位職能的專業化創業服務機構。
四是促進醫工交叉融合，引領智慧醫療新範式。激發醫學學科科技創新的源泉，強化問題導向的臨床研究，有組織地推進前沿科技的交叉融合。建議進一步發揮綜合性大學學科綜合優勢，建立“醫學+X”多學科前沿交叉融合平台和機制。加強醫學院信息化建設頂層設計，借助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數字技術，分階段創新醫工融合發展。同步提升醫學院新一代信息技術人才隊伍質量與全員信息技術核心素養。加強臨床信息系統建設，促進數據規範化、標准化、科學化應用，打造智慧醫院，全面推行精細化管理，實現醫療服務的“技術性變革”。
浙公網安備 33100202001351號
